王庆峰

　　时近春节，关于烟花爆竹“禁燃令”是否松绑，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。

　　近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报告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，指出有的地方性法规全面禁止销售、燃放烟花爆竹不合法，经沟通，制定机关已同意对相关规定尽快作出修改。

　　连续过了几个“寂静的春节”，很多人怀念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的热闹氛围，期待从传统民俗的回归中寻找记忆中的“年味”。基于这样的社会诉求，重新审视烟花爆竹的“禁”与“放”，回望相关政策这些年因时因势的演变，不仅及时，也很有必要。

　　在法理层面上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解释十分明确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，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，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和种类”，地方被授予了禁售、禁燃的权力。不过，上位法并没有作出全面禁止性规定。一些地方动不动全域禁售、禁燃，甚至连偏远的山区农村都不放过，的确有“懒政”“一刀切”嫌疑，不仅在认识上有分歧，在实践中也难执行。

　　但如果适当回顾历史，就不难发现，政策制定要兼顾法理和现实，往往有特定的现实背景。“禁燃令”最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，当时更多是出于安全考虑，城市街巷里的“放炮”带来了诸多危险。时间来到2015年，严重的雾霾和大气污染问题让全社会忧心忡忡，人们普遍希望解决十面“霾”伏，对于铁腕治霾形成了共识。随后，各大城市都将“禁燃令”作为了打赢“蓝天保卫战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郑州、天津等地明确主城区禁放烟花爆竹。

　　通过这些年的治理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，特别是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次数直线下降，几乎已经绝迹。在“天更蓝、地更绿、水更清”的背景下，压抑已久的传统民俗又开始萌动。叠加三年疫情，人们格外需要一种“烟花飞舞迎新年”的仪式感。于是，“禁燃令”在2023年春节显示出了松动。年初，广东、山东、辽宁等地将“禁止”改为“限制”，规定民众在特定时段和区域内可以燃放烟花，就让不少人狂欢了一把。

　　可见，政策本身就是社会互动过程的产物。从“禁燃”到“限放”，体现的是认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不断进步。总的来说，中国很大，各地的空气条件、环境容量、人口密度、风俗习惯相差较大，不适合不应该“一禁了之”，也不能拍脑袋“一放了之”，而是要综合考虑大气环境容量、民俗文化等因素，找到公众需求和社会管理的平衡点，合理制定本地区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。这既考验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水平，也依赖市民规则意识的提升。

　　期待更多地方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上，更多倾听民众呼声，基于科学和法治推进形成负责任的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，做好精细化的管控，以文明年俗守住记忆中的“年味”。